“大部制”吹出清新之风

——为什么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如果评选2008年度的“流行语”和“新词汇”，“大部制”一词将当仁不让地入选其中。3月15日，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通过，中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正式拉开帷幕。这个被称为“大部制”的方案，将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到整合机构、科学配置部门职能上，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个部门，不再保留国防科工委等6个部门，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15个，减少正部级机构4个。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一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引来如潮好评。由它传递的转变职能、权责统一、精简效能等清新信息，宛如三月春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

30年来的第六次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进行过五次机构改革。此次政府机构改革已是30年来的第六次。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与任务不同，过程有难易，效果有大小，但历次改革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管理逐步规范，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积极成效，行政效能显著提高，为中国这艘巨轮的破浪前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机构改革为何要不断进行？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公共资源，作为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决策者、管理者，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组织和运转牵涉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把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举措加以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都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但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当前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基础较为薄弱，机构设置不尽合理，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领域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制约监督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从经济方面看，政府作为经济事务的管理者，如果不能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那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遇到阻力，受到制约。大量事实表明，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不解决，现代企业制度就难以建立；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不打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就难以形成；政府管理方式不转变，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就难以健全；政绩考评体系不科学，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粗放增长方式、环境资源矛盾等深层次问题就难以克服。

从政治角度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切入点。改革政府机构，有助于理顺党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推行政务公开，建立科学民主决策体制，有助于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为公民参与经济、文化、社会的管理创造条件；将过多包揽的事务回归社会，有助于扩大基层群众的自治范围和内容，发展基层民主；实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有助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社会发展看，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深层次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人民群众对就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保、住房、公平分配、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强。只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事关系，才能形成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治理的局面；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解决好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才能有效化解新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正是着眼于这样的大局，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改革思路。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大部门体制的内在优势

“三个和尚”的故事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其道理十分简单：一件事最好由专人专管，否则，政出多门，多头共管，职责不清，反而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窘境。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例如，在一些地方，一条河有几个部门管：水利局管农村段，环卫局管河流下水道，市政局管河道，国土局管地下水，河水管理办公室管综合治理，各管各的，“有利的争破头，无利的踢皮球，有责的躲着走，无责的抢着管”。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大部制的探索和实施，这种现象将会得到改变。

所谓 “大部制”，即大部门体制，是指将职能相近的部门整合重组为一个较大部门而形成的政府组织形式，以减少机构重叠、部门职能交叉，增强综合协调能力，使政府组成部门的数量保持适中精干。

实行“大部制”，最核心的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目前，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部门职能配置不够科学、机构设置不尽合理。大部制改革将会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实行“大部制”，有利于优化组织结构。经验表明，政府职能与机构设置有着内在联系，政府职能变化了，机构设置也要相应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简了许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健全了宏观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同时逐步增设了环保、社保、信息、能源等新的管理部门。这些逐步健全和增加的机构，是政府履行职能所必需的，但也出现了分工过细、机构扩张的趋向。实行大部门体制，将职能相近的部门重组为大部门，既可保证政府有效履行各项职能，又能防止机构数量不断膨胀，形成精干高效的现代政府组织结构。

实行“大部制”，另一个着眼点是提高政府效能。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配置脱节、多头重复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成为影响行政效能的体制性障碍。例如在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交通运输、食品药品管理等领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实行“大部制”，从体制上减少职能交叉现象，理顺部门关系，明确部门责任，无疑有助于提高政府效能。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屈指算来,现在离2020年已不足12年，时间紧迫，时不我待。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当前最主要的是实现三个重点目标。

要做好公共服务文章，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例如，北京市于2007年初推行“公交一卡通”，实施廉价公交政策，“廉价公交风暴”很快在全国各地得到响应。北京市的“廉价公交政策”就是公共服务的典型产品。服务型政府的主要标志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全体公务员的基本准则，作为人民政府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机构设置、职能确定、资源配置等方面，注重和强化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民生，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推行政务公开，简化办事程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健全公共政策体系，维护、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要把法治观念根植于心，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要做到组织法定、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捷、诚实守信。政府机构的组织和政府职能的设定，应当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实现机构、职权、责任、编制的法定化。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无法定依据，不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决定。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当事人，正确行使行政裁量权。政府的管理和服务，除涉及保密以外，原则上都应当公开。实施行政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应当严格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简化办事程序，方便当事人。政府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具有公信力，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群策群力，加速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现代行政管理系统正确组织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标志。权责一致，就是要做到有权必有责，实行权责对等。分工合理，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责交叉、政出多门。决策科学，就是要健全各级政府决策机制，使各项重要决策符合客观规律，符合认识规律，符合施政规律，减少决策失误，从制度上保证决策内容和决策程序的科学。执行顺畅，就是要保证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执行，消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提高政府执行力。监督有力，就是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这是战国时谋士劝说赵武灵王果断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要以有利人民为根本；从事政治有一定的原则，要以政令畅通为首要。可以预见，尽管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工作，但随着以“利民便民”、“政令畅通”为依归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